民国文人为何钟爱于紫砂？

老紫砂壶 2021年03月03日 17:21 1755 美壶欣赏

文人发挥自己诗、书、画的特长，参与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与书画装饰，一改陈陈相因的壶风，使之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，成为紫玉金砂和书画翰墨的结晶，收藏把玩之余，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不断增加。这种艺术创作佳风，发轫于明清文人阶层，时有异峰突起，蔚为大观。

民国文人为何钟爱于紫砂？

当流风余绪绵延至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下，一方面，抗战以前的宜兴紫砂业发展蓬勃，企业商号众多，名家匠师辈出；另一方面，艺人积极与文人雅士、学者名流交往，一度成为民国紫砂界的风尚。紫砂壶通过文人贤隽或直接参与，或把玩传唱，折射出社会的五光十色与文人的精神高度。

（一）

由陈茆生、范伟群、杨世明、陈家稳合作编纂的《民国紫砂史话》记载，清末民初，一代紫砂书画雕刻家沈才田、韩泰、卢兰芳、邵云如等相继出现，并与国民党前辈于右任，着名书画家吴昌硕、程十发、唐云等合作，珠联璧合，制成了“四方古菱壶”“汉君壶”等。惜乎今天的史册典籍对这些合作细节均着墨不多，但我们仍旧可以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，去发现一些有稽可考、值得玩味的篇章。

吴德盛陶器行，民国时期着名的紫砂商号，店主吴汉文擅长篆刻，是一位文化品味高雅的陶艺家，常邀书画名家及民国政要到公司留下墨宝，曾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交往，右任先生不但是我国近现代着名政治家、教育家，更是书法家，书坛尊其为“旷代草圣”，是继王羲之以来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。

据当代紫砂大师徐汉棠、徐秀棠的父亲徐祖纯在世时回忆：于右任老先生曾到过吴德盛几次，每次都会在壶或盆坯上留下手迹，其中一把“汉君壶”，乃紫砂好手邵陆大所制，于右任在上面写了字，落了款，后由吴汉文请陈少亭刻了烧成。

陈少亭何许人也？此公乃清末民初陶刻名家，陶刻书卷气十足，刀法秀丽，清新高雅。1916年后，先后在吴德盛公司及铁画轩公司担任技师，为店主吴汉文所器重，名家手书多由其篆刻。除了于右任题铭的汉君壶外，他与蔡元培先生合作的紫砂花盆亦广有声誉。这只紫砂花盆系树桩形，刻画生动，造型逼真，花盆上有两处刻字。一刻是蔡元培的题诗，全文是：“不使宝山空手回，濒行精选赠盆栽。花神未必增惆怅，乞得君家衣钵来。岳渊主任属蔡元培。”另一刻题记：“黄氏植场。芳荣作品，少亭刻。”除“黄氏植场”四字隶书较大外，其余四十三个小字作行书。

陈少亭师弟任淦庭，善书画，精壶器，刀笔俱佳，其陶刻艺术在我国工艺美术界影响极大，是当之无愧的陶刻大家。任淦庭曾在1930年与艺人储铭合制大牛盖洋桶壶，一面勾绘高士泛舟山水图，另一面则刻李白咏茶名篇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，末了落款为于右任先生作。

20世纪30年代后期，社会环境急剧变化，国内政局动荡，战火纷飞，宜兴窑业基本停滞。40年代，毁灭性的打击愈演愈烈，紫砂陶一蹶不振，直至1948年，我们从顾景舟与吴湖帆的结谊论艺中，得以重新领略文人在“神活气静”的紫砂壶上所寄寓的清高品格。

1948年，着名陶器商号“铁画轩”第二代传人戴相明介绍顾景舟认识吴湖帆、江寒汀、来楚生、唐云、王仁辅等着名画家篆刻家。彼时顾景舟34岁，正值盛年，在沪上仿古的经历，不仅提升了壶艺台阶，更将所领受的海派文化融入壶艺创作中，技艺大为精进而声誉日隆。是年夏秋之季，顾景舟精心制作了五把大石瓢壶坯（一说六把，一把出窑时烧坏）。由轻舟运沪，戴相明携壶坯至吴湖帆家，由吴湖帆饱蘸浓墨执笔挥毫，在五把壶上各题诗两句，四把壶上各绘竹一枝。第五把由江寒汀画孤雀梅枝图，落款为“湖帆道兄正画。寒汀”。画毕，当即随货船返宜，顾景舟自己镌刻一把，其余由陶刻名手谈尧坤精刻（一说五把皆为顾所刻）。烧成后，除顾景舟自留一把外，其余则赠予吴湖帆、江寒汀、唐云、戴相明。石瓢原是传统器型，顾景舟加以推陈出新，造型一绝，书画一绝，篆刻一绝，乃是真正的珠联璧合，成就了一段紫苑佳话，艺坛雅事。

近六十年沧桑变幻，这五把精妙无比的石瓢壶辗转易手，分散于大陆和台湾之间，除顾景舟自留的一件始终没有曝光外，其余皆花落各处。北京保利2013年春拍，寒汀石瓢拍出1495万元的高价，北京匡时2015年秋拍，相明石瓢壶的成交价甚至高达2702.5万元，名士与名工的合作搅动起拍场风云阵阵，此是后话了。

（二）

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紫砂国宝级文物—供春树瘿壶，是由宜兴爱国人士、实业家、收藏家储南强先生捐献给国家的，储公得到“供春壶”的过程，颇富传奇色彩，并且在后世的研究史料中，衍生出了许多自相矛盾的版本，总括起来，得壶过程产生了三大谜团：时间、地点以及壶之真伪，因无关本文要旨，故在此不做赘述。但无论如何，故事里悉数登场的潘稚亮、储南强、黄玉麟、黄宾虹、裴石民等人对国宝的拳拳之心却是不容抹杀的。

潘稚亮（1881—1943），名诒曾，字稚亮，江苏宜兴蜀山镇人，着名的金石书法家。潘稚亮热爱家乡紫砂艺术，与诸多紫砂艺人有交往还自制陶印。他与储南强先生的交谊尤深，艺术见解一致。1928年（大多数史料所记载的储公得壶年份），储南强偶得供春壶，曾请潘稚亮刻了一方“春归”之印以贺幸事，后经着名美术家黄宾虹认定此壶之造型为银杏树瘿，而黄玉麟款壶盖为瓜蒂盖，与壶身不符，于是潘稚亮推荐请当时的名艺人裴石民重新配了个灵芝盖。

配盖之后，潘稚亮还在盖子的“子口”刻下了这样一段铭文：“作壶者供春，误为瓜者黄玉麟，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，英人以两万黄金易之而未能。重为盖者石民，题记者稚君。”

另有储南强先生所收藏的传器“项圣思桃杯”，托上刻有题记12行：“圣思，相传为修道人，姓项，能制桃杯，大于常器。花叶干实无一不妙，见者不能释手。廿年前，简翁得此于燕市，归而宝之。杯底小损微跛。名手裴石民，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，善为前人修旧，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，为供春壶重配盖，今岁复以鄙请，为此杯加一外托，中虚而涵纳之，趾乃定。遂为之记略，兼扬其绝艺，以光于陶史为二美。”联系黄宾虹指点、裴石民为供春配盖之始末，大约可以推测托上撰文并刻字者为潘稚亮先生。

（三）

上文我们谈到民国文人对紫砂艺术的介入，或是对造型的探索设计，或是对装饰的亲身创作，将个性化的艺术思想融入具体的器具之中。不止精神的贵族化，其生活的享乐化也达到了优雅的极致。

1913年，李叔同写信给南社友人陆丹林，引用袁宏道《西湖游记》中的词句来描述自己的感受，其中特别提到了曼生壶：

昨午雨霁，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。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。才一举首，不觉目酣神醉。山容水态，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？惜从者栖迟岭海，未能共挹西湖清芬为怅耳。薄暮归寓，乘兴奏刀，连治七印，古朴浑厚，自审尚有是处。从者属作两钮，寄情政法。或可在红树室中与端州旧砚，曼生泥壶，结为清供良伴乎？着述之余，盼复数行，藉慰遐思！春寒，惟为道自爱，不宣。

这里，曼生泥壶与七枚印章、端州旧砚并列，构成了生活中有情趣的细节，浸透出李叔同的文人审美与胸臆之气。

除此之外，紫砂壶还散见于文人学者所编辑的手工艺以及古董着作中。如清末民初着名学者、古玩收藏家赵汝珍编撰的《古玩指南》，涉及“宜兴壶”的有千余字内容，分三节述其源、论其流，且赏其美、辨其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文章称“其色红紫无釉，各种器具虽俱有，但均不如瓷。只以适于沏茶，能保留茶味，故只以壶称”，这种看法，未免失之狭隘了。

文以载道，本文仅是在一个细小的分支上，对民国文人与紫砂壶的联系做了一次简单的考察，通过历史长河里这些闪光的文艺亮点，去体会民国这一时代激流下文人所特有的个性、精神与风致。我们在研究紫砂与文人交相辉映的文化奇观的同时，也是在回顾这个时代，以及这个时代的“士”气，紫砂是唯一的，民国是唯一的，中国式的精神世界以及文化消遣也是唯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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